唐玄宗让杨玉环从儿媳变为妃，按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并不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唐代，皇室贵族和士大夫之间，已经普遍存在着不拘泥于儒家礼法的风气。因此，唐玄宗的行为虽在现代看来不合常规，但在当时是符合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
回顾唐朝初期，高祖李渊时，太子李建成与其弟李元吉便曾与父亲的宠妃发生不当关系，甚至可能是李世民为了自己的继位，修改了历史记载。而在李世民登基为太宗后，宫廷内外风头更劲，类似夺取叔伯长辈的妻子、弟媳的事屡见不鲜，表明了当时的皇家婚姻并未受到严格的道德约束。尤其是在高祖李渊死后，李世民不仅谋取了太子李建成的位置，还娶了李建成的妃子。此外，李世民的叔叔李瑗与李建成结党一事败露后，李世民也将李瑗的美貌妻子娶入宫中。这些行为表明，唐代的皇室在婚姻和家庭方面对伦理道德的约束远未达到后来儒家理想的标准。
展开剩余76%然而，唐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族婚姻乱象”，要数高宗李治娶庶母武则天为后。武则天是唐太宗的妃子之一，年幼时便以美貌闻名，被太宗收为才人。武则天入宫时年仅十四岁，初为才人，主要负责皇宫中的宴饮与寝室事务。在进入宫廷之前，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不舍女儿离开，泪如雨下，但武则天却显得异常冷静，并在告别时对母亲说道：“能入宫见到天子，岂不是我的福分？”这一话语显示出武则天非凡的气度，也令太宗对她产生了浓厚兴趣。
唐太宗赐给武则天“武媚娘”这一称号后，武则天开始在宫中崭露头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尽管她年长李治五岁，但两人的情愫早在李治为太子时便已悄然萌生。当太宗去世后，依照当时的规矩，无子女的妃子要被送往感业寺为尼。高宗李治多次到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再度相遇，这次见面唤起了他们曾经的旧情。经过一番周折，李治决定将武则天接入宫中。
然而，宫中有不少人对此举提出反对意见。宰相褚遂良曾公开上书，提醒李治应选更有名望的女子为后，而不是将曾为父亲妃子的武则天迎入后宫。然而李治听不进这些意见，最终在褚遂良被贬之后，正式立武则天为后，甚至改变了当时的朝政安排，使武则天成为了唯一的皇后。这一举动无疑突破了婚姻的伦理限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反映出唐代皇宫内部道德束缚的松动。
随着武则天的权力不断增强，她在后宫中的地位也逐渐得以巩固。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武则天开始选用一些美少年和僧人作为宠幸对象，这些年轻的男子成为她的“面首”，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罕见，甚至得到了许多人默许。有人曾对这一现象表示不满，甚至在朝廷上公开上书批评，但武则天却并未因此生气，反而奖赏了那些直言的官员。可以看出，在唐代，皇宫内部的“婚姻乱象”不仅不被视为不道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和接受。
除了皇宫内的婚姻乱象，唐代皇族的婚姻风气也蔓延到外戚和士大夫的圈子里。唐高宗的姐姐高阳公主就曾与僧人和道士发生私情，而唐肃宗的女儿郯国公主与舅父私通，这些行为在当时并未引起朝廷的强烈反对，反而显得习以为常。甚至当时一些官员认为，外戚与皇族婚姻中的不合礼法行为，已成为唐代的普遍现象。
这类婚姻乱象和对儒家礼法的蔑视，与唐代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密切相关。唐代的开国君主，尤其是唐高祖、太宗及高宗，都有鲜卑、突厥等民族血统。这些民族的风俗影响了唐代的社会习惯，尤其在婚姻伦理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唐代皇族在婚姻问题上未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束缚，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民族背景和文化融合，使得唐代婚姻伦理出现了突破性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玄宗让杨玉环从儿媳晋升为妃并没有引发太大的社会争议，反而得到了统治集团的默许。这一行为的背后，是唐代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以及对传统道德礼法的渐进突破，标志着唐代婚姻和社会风俗的一种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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